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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當(dāng)看到黃州突圍這一篇，我不由自主地看了一遍又再看一遍，此事好想把我此時的心情說給你聽，說給大家聽。

余秋雨曾經(jīng)這樣寫到：人們有時也許會傻想，像蘇東坡這樣讓中國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應(yīng)該是他所處的時代的無上驕傲，他周圍的人一定會小心地珍惜他，虔誠地仰望他，總不愿去找他的麻煩吧?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越是超時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能相容于他所處的具體時代。中國世俗社會的機(jī)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揚和哄傳一位文化名人的聲譽(yù)，利用他、榨取他、引誘他，另一方面從本質(zhì)上卻把他視為異類，遲早會排距他、糟踐他、毀壞他。起哄式的傳揚，轉(zhuǎn)化在起哄式的貶損，這兩種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覬覦心態(tài)，兩種起哄都與健康的文化氛圍南轅北轍。

蘇東坡的“烏臺詩案”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場上，也完全是一個莫須有的可笑事件。他何罪之有呢?蘇轍說：“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當(dāng)把蘇東坡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貧瘠而又愚昧的國土上繩子捆扎著一個世界級的偉大詩人一步步行進(jìn)。

蘇東坡在示眾，整個民族在丟人……

從“烏臺詩案”來看，一群小人能做成如此大事，只能歸功于中國的獨特國情。小人牽著大師，大師牽著歷史，小人順手把繩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師和歷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國文化史，有很長時間一直把諸多文化大師捆壓在被告臺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擠眉弄眼的小人。

中國的獨特國情千年以來難道就這樣一直存在著?我不禁一遍又一遍地問，又有多少人借著正義和愛國的幌子去指責(zé)、污蔑、謾罵、詛咒那些我們中國人本應(yīng)該尊重并感激的可愛的人。千年過去了，中國人骨子里的那些丑陋的東西難道還沒有去掉嗎?

我想應(yīng)該可以的……

烏臺詩案后，他真正成熟了，成熟于一場災(zāi)難之后，成熟于滅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窮鄉(xiāng)僻壤，成熟于幾乎沒有人在他身邊的時刻。

成熟是一種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輝，一種圓潤而不膩耳的音響，一種不再需要對別人察言觀色的從容，一種不理會哄鬧的微笑，一種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種無需聲張的厚實，一種并不陡峭的高度。就像勃郁的豪情發(fā)過了酵，尖利的山風(fēng)收住了勁，端急的溪流匯成了湖。